河南省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河南省政府
河南省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暂行规定
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省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事业单位，是指从事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服务，处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活动之外，不具有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不以创造利润和为国家积累资金为主要目的全民所有制单位。
符合前款规定的单位，使用事业编制。
第三条 县级以上编制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事业单位编制的主管部门。
各级计划、劳动、人事、财政、银行、审计、监察等部门，应密切配合编制部门做好事业单位编制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 各级编制部门管理事业单位编制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国家和本省有关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和执行事业单位编制控制计划；
(三)具体审核或审批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
(四)制定和落实事业单位编制定员标准和内部人员结构比例；
(五)检查监督事业单位编制的执行情况。
第五条 事业单位的机构编制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全省事业单位编制管理的规章制度和政策，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加强对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工作的领导，并按照分级管理的范围和规定的权限，管理所属事业单位编制。
第六条 事业单位的编制，应贯彻精干、节约、效能的原则，并根据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可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逐步发展。
第七条 事业机构设置、调整及编制的核定，应贯彻政事分开、企事分开的原则，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范围，按规定程序报批，并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编制部门的专门文件为执行依据。
上级各业务主管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和任何形式干预下级的机构编制。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直属或委托有关部门代管的事业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由同级编制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并报上一级编制部门备案；其内设机构，由同级编制部门审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所属的事业机构，由同级编制部门审批。乡(镇)所属的事业机构，由县(市)编制部门审批。
第九条 各类院校的设置和调整，按下列权限审批：
(一)高等院校，由省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其内设机构，在同级编制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审定的限额内，由院校自行确定，并报编制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二)中等专业学校，由省业务主管部门或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提出意见，经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三)技工学校，由省业务主管部门或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提出意见，经省劳动主管部门会同编制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四)高级中学，由县(市)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经县(市)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省辖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审批，并报省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五)初级中学、小学，按《河南省义务教育实施办法》规定的权限审批。
第十条 省和市(地)所属各类独立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由其业务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编制部门会同科技主管部门审核或审批，并报上一级科技主管部门备案；省和市(地)所属其它各类科学研究机构，由同级编制部门审批。
第十一条 省属图书出版机构的设置和调整，由省编制部门会同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审核，并征求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意见后审批；省直各部门和市(地)所属新闻出版机构，由同级编制部门征求新闻出版主管部门意见后审批。
第十二条 事业单位不确定行政级别。确因工作需要必须明确级别的，应根据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中承担的任务及其隶属关系等条件，参照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级别，分别确定相应级别，但不得高于同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级别。
确定事业单位的相应级别，必须按有关规定报批。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和编制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编制实行宏观控制、计划管理。全省事业单位编制的控制计划，由省编制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下达，各市(地)、县(市)在省下达的计划控制数内具体审批和管理。
第十四条 事业单位都应核定编制。凡有编制定员标准的事业单位，其编制应在规定的定员标准以内核定；凡未制定编制定员标准的，其编制应按岗位和工作量核定；新建、扩建单位的编制，分期分批核定。核定事业单位编制的同时，还应核定其领导职数和内部人员结构比例；事业单
位的各类人员，按核定的结构比例配备。
各类事业单位的编制定员标准和内部人员结构比例，由省编制部门制定或由省编制部门会同省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五条 鼓励有条件的事业单位逐步实行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对已实行自收自支、企业化管理、不需财政拨给任何经费的事业单位，其编制可根据工作需要适当放宽。
第十六条 事业单位的编制包括：
(一)由本单位支付工资的在职人员；
(二)经劳动、人事主管部门批准聘用的人员；
(三)计划内临时工人。
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调配人员，必须依据编制，逐步充实，提高素质。各类统配人员的分配计划和其它增人计划，由各有关业务主管部门会同编制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八条 各级编制部门对所属事业单位，实行编制与工资基金相结合的管理办法。各事业单位必须以编制部门审核的编制与工资基金管理册，作为申请调配人员、核拨经费、领取工资的凭据。
第十九条 事业单位和各业务主管部门，必须严格执行编制法规、规章和政策，机构设置和编制定员一经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增加和改变；未经批准增加、调整机构和人员编制的，编制部门不得承认，财政部门不得核拨经费，计划部门不得下达劳动工资计划，劳动、人事部
门不得办理人员调配手续，银行不得支付工资。
长期没有工作任务或不能开展工作的事业单位，应予撤销，收回编制。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同级编制部门或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并限期纠正；拒绝纠正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追究其主管部门领导的行政责任：
(一)擅自增设机构、增加编制和领导职数的；
(二)擅自进行机构升格的；
(三)擅自改变单位性质、名称和隶属关系的；
(四)擅自调配人员和超编调配人员的；
(五)长期严重超编不精简压缩的；
(六)内部人员结构严重不合理长期不调整的。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省编制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我省过去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附：事业单位范围划分目录提要
一、科学研究事业单位：
从事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林业、水利、医药、交通、能源、冶金、建材、电子等自然科学研究的专业研究所；
从事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史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研究所；
从事管理学、情报学、人口学、图书馆学等综合科学、交叉科学研究的专业研究所；
从事计量、测试、环境保护、计划生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研究的专业研究所等。
二、勘察设计事业单位
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的规划设计院、设计所；
各种勘察院、普查队、测量队等。
三、教育事业单位：
各种高等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普通中小学校、幼儿园、盲聋哑人学校；
党校、干部职工院校和其它成人教育(培训)单位；
为教学服务的教学(教材)研究、电化教育单位等。
四、文化艺术事业单位：
各种纪念馆、展览馆、群艺馆、文化馆(站)、图书馆、文化宫、青少年宫、文化娱乐中心；
综合性和专业性文艺演出团体、文艺创作单位；
文物保护(管理)单位等。
五、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各种报社、出版社、杂志社；
广播电台、广播站、电视台、微波站、转播台等。
六、体育事业单位：
各种公共体育场、体育馆；
各种专业运动队和体育训练单位等。
七、卫生事业单位：
各种综合性和专业性医院、门诊部、卫生院；
防疫、防治、保健、药品检验单位；
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和药具管理单位等。
八、农林水牧事业单位：
农业(农机)技术指导、推广站，种子站，土壤肥料站；
畜牧兽医院(站)，植物保护所(站)，饲草饲料站；
林业技术试验推广站，试验林场(苗圃)；
农田水利、水土保持指导站，水文水资源管理站，水库、堤坝管理单位及水产养殖试验单位等。
九、社会福利事业单位：
各种福利院、疗养院、干休所、养老院；
殡葬场(馆)、烈士陵园和公墓管理单位；
残疾人服务单位等。
十、城市公用事业单位：
公园、动物园、清洁队、市政建设管理单位；
风景名胜游览区管理单位等。
十一、综合服务事业单位：
气象台(站)、地震台(站)；
公路和港航养护、管理(监理)站(所)，环境保护监测理站(所)；
调查统计、检测检验、计算、咨询、技术服务单位等。
十二、机关附属事业单位：
档案馆；
机关招待所、房产维修队、机要印刷厂等。
十三、其它符合本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单位。
1989年6月29日
论我国司法解释上的司法认知
李红军
内容摘要：司法认知是源自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实践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 经过长期发展，已构成证据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确定举证责任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我国对于司法认知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多个司法解释，对司法认知规则进行了初步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仍然比较粗糙，本文拟对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梳理和检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立法建议。
关键词：司法认知 司法解释 建议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曾报道过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典型性的案例：一家软件公司（下简称软件公司）经过长期的努力、投入大量资金开发了一种智力游戏软件，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软件市场上销售，在公司所在地获得了良好的销售反应。然而，投入市场不到几个月，该软件的销售量急剧下降，经该公司调查，发现当地的许多家销售商正在销售该游戏程序的游戏软件，价格低于原版几十倍，而该盗版软件来自一家音像制品公司（以下简称盗版公司）。为了取得证明该盗版公司侵权事实成立的证据，软件公司派其工作人员以顾客的身份与其洽谈购买大批量盗版的事宜。后软件公司凭借记录交易过程的录音资料、合同以及付款发票等证据将盗版公司告上法庭。一审判决软件公司胜诉。盗版公司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以软件公司构成“诱使地下公司侵权”，收集证据过程违反程序为由，不予采纳软件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二审法院此时面临两难的境地，如果判决侵权成立，则证据不足，如果判决侵权不成立，又违背了起码的事实，伤害了实体正义。最终，二审法院还是判决盗版公司构成侵权，但对该判决结果，二审法院未阐明任何理由。显然，从法理上讲，二审法院的判决证据是不充分的，违背了证据法。
那么，二审法院是否有其他办法来解决本案的难题呢？笔者认为，如果依照司法认知的理论，该盗版公司制作的盗版软件在当地市场大量低价销售，其侵权事实已构成一种无可争执的显著事实，法官只要稍作调查即可获知。依据司法认知规则，法院对此事实应当直接确认，软件公司无须举证，二审法院也能在判决理由中阐明其认知，避免出现 “无理判决”。
众所周知，盗版行为在我国得以恣意横行，正是因为受害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收集证据证明盗版行为及其侵权事实，这显然有悖于追求公正合理的法治精神。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如果确立司法认知制度，将极大地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并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地抑制盗版行为。
一、司法认知概要
所谓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知悉，系译自英文的judicial notice，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显著之事实，无需证明”这句古老法谚。对于该概念的定义，目前国内权威的观点是李学灯先生对司法认知下的定义——认为司法认知即是法院对于应适用之法律或某种待认定之事实，无待当事人主张，亦予斟酌[1]。根据该定义，司法认知有以下几个特点而与免证事实、自认、推定、预决的事实和公证的事实相区别：
司法认知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法院依职权对特定事项进行司法认知，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对特定的事项采取司法认知，但没有自行采取司法认知的权利和资格；司法认知的对象是特定事项，不仅包括案件事实，而且应包括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司法认知的效力是绝对的。虽然在法官决定认知前，当事人有权对认知的适当性及其内容提出异议，但是，一旦法官对某事项采取了认知，就排除了当事人运用反证将其予以推翻的可能性，而只能向上诉审或再审程序寻求纠正的机会[2]。
综合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司法认知本质上是法官的一种职务行为，是法官运用审判权直接对事实和法律予以认知的行为。正如摩根所认为的那样，“法官的职责是解决当事人间法律关系遭受影响的争执，此种争执，或为法律问题，或为事实问题，或兼而有之。”[3]
学者认为，司法认知所以成为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由于司法认知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司法认知规则可以缩短和简化程序，符合程序效益性的要求。一方面防止当事人滥用职权,拖延诉讼,另一方面使法院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需要查明的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4]
二、对我国司法解释上司法认知的相关规定的检讨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没有司法认知这一概念,相关的内容的规定集中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2 年发布的《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1992年《意见》）第 75 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１）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２）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３）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５）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
对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本条规定虽然没有使用‘司法认知’一词,但‘当事人无需举证’的后果是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上述五种事实,因此,本条从另一个侧面规定了司法认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规定。”[5]在此,论者混同了司法认知与自认、推定、预决事实、公证事实，另有学者认为，我国从立法的角度直接将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列为司法认知的对象，在中外各国的立法例中实属鲜见，可谓是一种创举。[6]实际上,上述《意见》的规定中只有(2)才是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而(1)是关于自认的规定,(3)是关于推定的规定,(4)是关于预决事实的规定,(5)是关于公证事实的规定。关于司法认知与自认、推定、预决事实及公证之间的区别，已有学者进行了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7]。
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使之与当事人的承认推定、预决的事实和经过公证证明的事实等相并立,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表明我国实践中对司法认知概念认识不清,反映出相关理论的研究不足；其二是将司法认知的内容放在当事人无须举证的范围内加以规定,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认定事实或法律的方式，没有认识到司法认知是一种法官的职务行为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 9 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我们认为，这一司法解释与1992年《意见》相比较，其突出的特点是规定对于除自然规律及定理以外的无须举证的事实，当事人举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法院不得直接认定。这一规定表现出司法实践中已经认识到对自然规律及定理的直接认定与对其他五种事实的直接认知在效力上有明显的区别，具有绝对性，不能被反证推翻。
虽然作了这样的区分，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仍然没有脱离1992年《意见》的窠臼，具有与1992年《意见》完全相同的缺陷。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规定》）第68条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 （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行政诉讼证据》68条与前两个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法院依职权予以认定，这一规定已经揭示了司法认知的本质--------一种职务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68条的规定已经初步具备了司法认知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三个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司法认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行政诉讼证据规定》68条的规定已初步具备了司法认知的特点，但总体上来讲，我国在立法及司法解释层面上仍然没有规定司法认知制度，相关规定有很大的不足，其表现如下：
1、《行政诉讼证据规定》68条仅仅是针对行政诉讼，在民事诉讼方面，仍然是将具有司法认知性质的内容纳入无须举证的范围里加以规定,使之与当事人的承认推定、预决的事实和经过公证证明的事实等相并立, 未能认识到司法认知作为一种独立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2、这些规定内容非常有限，对司法认知的程序、效力都未能有所涉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无法对司法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司法认知也因此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2002年的《规定》仅管规定了法庭作为认定的主体，但是使用的是“可以直接认定”的立法语言，因此从反面解释，法庭也可不 “直接认定”，这就使司法认知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庭的裁量，法庭没有必需认知的义务，从立法上讲没有规定必予认知事项，从实践上讲可能产生法官滥用职权的可能；
4、就目前三个司法解释均没有对法律的认知作任何的规定；
5、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没有任何与司法认知相关的规定。
三、建立我国的司法认知制度
由于司法认知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功能，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完整的司法认知制度。而要建立该制度，笔者初步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致为重要：
第一、充分认识司法认知制度的价值，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司法认知和无须举证两项制度，从而明确司法认知与自认、预决的事实及推定等概念的区分,明确它们在效力、程序、适用范围上的差异, 以使其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需要明确规定司法认知的对象；
笔者认为必须明确司法认知的对象，首先是需要将法律纳入司法认知的范围，同时区分必予认知和可予认知，使司法认知的适用规范化。
就司法认知的法律事项而言，笔者认为需要根据我国的法律的形式和效力的不同，首先同时规定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然后进一步区分不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和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其中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地方法规和规章所以应当规定为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是因为在中国法的渊源中，地方法规和规章是一种数量极其庞大的法律渊源，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并经履行一定的报批程序后在不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属于广义的地方性法规的范畴。对于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法官应当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的调查手段，包括寻求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援助，来确定应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而且，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信息交流与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将使问题变得愈来愈简单。但鉴于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规章的数量庞大，要法官一一知悉实属不易，但适用法律乃法官的义务之所在，法官绝不可以此为由推卸其责。所以，对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规章的必予认知，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条件。尤其是当法官审理跨区域的民商事案件时，有时需要适用外省（或市）的地方性法规，此时更需要当事人提供申请甚至相关资料以协助法官为正确的认知活动。
2、别行政区法律是一类特殊的法的渊源，既不同于我国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也不同于联邦制下的州法律。而且，从渊源上讲，也具有其复杂性。香港的法律属于普通法系，其法律渊源不中判例法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澳门和台湾地区属于大陆法系，但也一般地承认判例法的效力，这与内地的作法有所不同。笔者以为，当案件涉及特别行政区法律时，实际上类视于涉外案件，应当参照国际冲突法首先选择准据法，然后区别不同情形分别对待。其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在特别行政区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不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原有法律，除同其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其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修改外，以及区立法机关新制定的法律，均归入依申请的必予认知范畴，经当事人提出申请后，由法官依职权主动调查，法官也可要求当事人提供适当的资料。至于区内其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或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则属于可予认知的对象。
3、显著事实应当规定为依申请必予认知的事项；
一项事实是否显著，判断标准并非总是很明确。显著事实的判断应以一般公众的认识为标准，并且将其限定在审理案件的法院的管辖区域内，具体地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在该区域内为大多数人所知悉；其二是审判人员亦知悉且认为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作此严格规定，源于针对必予认知的对象，必须保证其绝对的客观性。作为法官来说，他同时具有一般公众和特殊裁判者的双重身分，要求他在审理案件时完全站在一般公众的立场做出判断，客观上不太可能。而且，一般来说，已为一般公众所知的事实，法官更应知晓。当然，也不排除实践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对于确系在某一区域为众所周知、不存在争执的事实，唯独审理该案的法官不知，这只能说是法官的失职，对此可有当事人提供适当的知识，以辅助法官取得必要的知识，从而加以认知，然而此处的提供适当知识，并非担负举证责任，而是提请法官注意而已。对于显著事实，因其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求法官对此一并加以注意，未免过于苛刻，因此针对显著事实，一般要求有当事人的主动申请。鉴于显著事实属于在审判法院管辖区域范围内被绝大多数人所知悉的普通知识，一旦当事人提出了申请，法官就必须予以认知。
4、习惯应予司法认知，但宜规定为可予认知的对象；
习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具有相当的规范功能，特别是在一些民事纠纷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习惯可以作为一种法律渊源，比如《合同法》第60条、第61条的规定，因此在案件涉及某些习惯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对习惯内容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知。当然，由于习惯各地不同、数量庞大，要求法官一一知悉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请。
第三、需要明确规定司法认知的程序；
规定司法认知的程序有利于避免司法认知的随意性,而违反程序的司法认知应被视为无效。笔者认为司法认知的程序中，以下两个方面是必须加以规定的:
1、告知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