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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语境下社会保障的价值解读

李长健 李伟 江晓华


摘要：从法治的视角看，和谐社会建构的重心是社会运行机制的和谐。作为一种化解矛盾的社会和谐机制，社会保障为实现社会的实质性和谐提供了根本的制度支撑。在和谐语境下，社会保障原有理念得到升华，可持续和谐、共同发展、公平优先等新理念充实进来。社会保障价值也被赋予全新内涵，法理价值和实践价值的认识也取得新的突破，实质正义获得理性回归。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理念的契合、价值的耦合，社会保障新功能——社会和谐动力，尤其是其中人文动力的发挥，都诱导和促成社会保障新制度的产生，进而必将推动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关键词：社会保障；和谐社会；共同发展；人文动力；可持续和谐
众所周知，人类自有史以来就对安全、公平、和谐的社会充满着期待与渴望。社会保障就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针对自身面临的风险与问题，经过长久选择才得以确立的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边沁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通过避苦求乐来增进社会的幸福。他确信，如果组成社会的个人是幸福和美满的那么整个国家就是幸福和昌盛的。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的幸福，就必须努力达致四个目标：保证公民的生计（口粮）、富裕、平等和安全。[1]（P106）社会保障是惠及社会主体人群、解决基本权益和生存问题的最直接、最具有实效的社会公共产品。既是公共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又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制度，更是协调当前社会与经济发展，解决社会矛盾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将来和谐社会还是在追求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保障都是实现和谐的基础性的平衡稳定机制。认识和谐社会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内在关联及暗合相通之处，在宏观上建构起二者之间良性互动的理论范式，自觉地把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与社会保障的精神理念熔铸于现实的制度设计与实践中，将会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因。
一、社会保障的理念凝炼：发展现实的辨证思考
（一）社会保障内涵的合理界定
“社会保障”源于英文中的“Social Security”，又可译作“社会安全”，是指国家通过收入再分配为面临某些风险的社会成员所提供的保障。[2]（P480）现代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英国，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伊丽莎白《济贫法》，为未来社会保障的形成与发展播下了种子。1883年，德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疾病社会保险法》，为社会保障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石。1935年，在罗斯福总统主持下，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至此，标志着社会保障已形成为比较完整的经济社会制度。英国《牛津法律大词典》一书中“社会保障”的定义是：社会保障是对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旨在保护个人免除因年老、疾病、残疾或失业而遭受损失的制度的总称。从制度宗旨来看，社会保障在于维护社会安全、追求人道和社会公平、促进成员的协调发展。其实质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给予贫困群体以特别的精神、道义、物质保障。综而言之，我们对其作如下定义：社会保障，是指为保障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采取强制手段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形成社会消费基金，对由于年老、疾病、伤残、死亡、失业及其他灾难发生而使生存出现困难的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的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措施、制度和事业的总称。
（二）社会保障理念的内在提炼
法律理念作为法的精神和法的实在的统一，相对于法律感觉和法律情感，属于法律意识中最深刻、作用和影响最为重要的法律思想体系部分。而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作为一种哲学、一种实践的理性，是指导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和程序实际运作的理论基础和主导的价值观念。
首先，可持续和谐理念。可持续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勃兴，一种循环往复的发展力的生动体现；而和谐是指各子系统内部诸要素自身、诸要素之间及子系统之间在横向的空间意义上的协调与均衡。可持续和谐是指在不同层次整合力的作用下不断升华的结果，是一种不同事物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可持续性的和谐。其核心思想是天地、社会人生的最佳状态和指归就是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设计可以从公平、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角度促进人与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和谐。
其次，共同发展理念。和谐社会是一个城市与乡村协调发展、地区与地区共同提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进、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理想目标的逻辑起点与终极关怀正是各种事物、各种关系的共同发展。而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以其独有的社会和谐机制，通过满足社会成员生活保障与发展需要，协调多元利益关系，化解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与矛盾，最终促使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共同发展。
再次，公平优先理念。十六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从而明确了作为再次分配手段的社会保障应以公平优先为价值指向。公平的本质是指人际利益交换中的利害相等交换的状态。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是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平。而社会保障其逻辑思维恰是通过追求一种机会公平、过程公平进而实现结果公平、最终达致实质公平。公平优先理念是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建立的灵魂，是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
最后，人权保障理念。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一种制度性的事实，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本身。而人权保障理念又称人权理念或权利保障理念，是指社会保障充分保障社会的权利。这种理念是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的显现，是社会关系内在规律的凝结和理论提升，是时代精神的精华。[3] 只有在充分的社会保障的基础上——同时有精神自由——人们的人格才能得到公平发展。
二、社会保障的价值解析：实质正义的理性回归
社会保障具有实现和保障贫困群体利益的基本属性，其逻辑起点就是为了化解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与矛盾，满足社会成员在生活保障与发展需要，实现的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全面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理念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4]（P7）价值分析是进行制度改造和创新研究时必然进行的步骤，根据对象的不同，进行价值分析的角度可以有多种，笔者选取法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价值解析。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法理价值
第一，秩序价值。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是在自由、平等、正义等“终结性”价值下人们主观追求各自目的的结果。显然，制度是秩序的稳定化形式，是权力的外化、书面化和具体化，而法律是强制性最盛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秩序中的一种，其必然具有秩序所拥有的相关性质与价值。社会保障制度所型构的秩序，是一种社会状态，是一种由实体性制度（以法律形式表现实体规则）和观念化的意志（法律秩序所体现的一定社会主体的意愿或者根本追求）合成的社会状态，以具有确定性、连续性和普遍性为特征，因此可以成为先进的富有效率的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制度的秩序价值主要体现于社会保障以其特有的矛盾调和机制亦称社会和谐机制，促使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形成一个利益多元、可持续均衡的和谐社会。
第二，正义价值。正义（justice，just）一词来自于拉丁文“Jus”，指法律，公正，审判，平等，权利等。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首创了一个经典的正义定义，“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5]实际上,正义总是包涵了公平、公正、平等的要求,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在法律上的反映,体现了人们所追求的一种理想目标。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条件下,正义要求制度安排必须使人们能合理地得到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期待,最大限度地照顾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保证每个人行使其平等权利的结果能满足社会所有成员的利益,使社会整体的自由(利益)总量增加。[6]（P507）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通过自身独特的运行机制来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进而真正深化和体现社会的实质正义。E·博登海默将正义价值的目标解释为：“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并与此同时促进生产进步和社会内聚性的程度——这是维持文明社会生活方式所必要的——就是正义的目标。” [7]（P238）显然，社会正义所要体现与达致的正是利益分配的平等、公正，进而最终实现人与人的实质平等。社会保障作为一种逻辑自恰的制度安排，其本身就是为了化解现实社会中的问题与矛盾，满足社会成员在生活保障与发展需要，实现的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全面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新发展理念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追求。
第三，和谐价值。在现代汉语中，和谐具有协调、融洽、合作等意义。和谐作为一种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可以归纳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8]（P86）马克思认为“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是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的一种表征。和谐寓意着社会关系的和谐，表现的形式就是社会的稳定有序。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对国民经济进行再次分配的制度安排，是一种重要的利益平衡机制，一种调和多元矛盾的社会和谐机制。在一定的时空意义下，其通过基本保障和补充保障两个层次，统筹融洽社会各方关系，促进共同发展，进而深化体现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诉求，最终达致人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能够也理应生成和凸显这样一条和谐线路：价值和谐——关系和谐——制度和谐——社会和谐。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践价值
首先，协调利益关系，促进社会稳定。社会保障制度能够客观上平衡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缓和乃至化解相关利益冲突，促使社会达致和谐。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机制为核心，鼓励利益分配的差异性，进一步激化相关社会群体的利益矛盾，当这种矛盾冲突发展到一定限度时，社会稳定便开始动摇，甚至最终导致革命或动乱。然由于市场失灵存在的客观现实，不公平引起效率下降和社会动荡的后果，只能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其中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弱化不稳定因素，减少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震荡，是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手段之一。其次，保障最低生活，维护基本人权。社会保障的表层目的①是保障公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时仍能获得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即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生存权。人权，即人之所以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生存权是公民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在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对公民意义之重大性显然不言而喻。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规范稳定的制度安排，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其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协调社会各方利益，确保“弱势”群体的必要利益获取，进而保障最低生活，维护基本人权。再次，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公共福利。社会保障通过其自身的规范作用和机制作用能够保障经济安全，促进经济自由，最终导引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笔者认为，社会保障主要是通过如下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公共福利的。第一，调节社会总需求，平抑经济波动。第二，社会保障基金的长期积累与投资运营有助于完善资本市场。第三，保障劳动力再生产，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整体素质。最后，诉求社会公平，体现实质正义。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养老保险保障权、失业保险保障权、医疗保险保障权及最低生活保障保障权等权利的创制、完善与落实，充分显示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对社会实质正义这一核心价值的根本诉求。概而言之，这种社会所有成员，在遭遇社会风险和灾难时，国家有责任提供收入补偿，而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国家旨在提高其生活水平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的权利，淋漓尽致的凸显了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与全新阐述。
三、和谐社会下的社会保障：人文关怀的深化与发展
（一）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的天然契合点——社会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一个复合词，它包含“公平”(Fairness)与“正义”(Justice)两个概念。美国哲学家罗尔斯强调“作为公平的正义”，并形成了“公平正义论”的极富影响力的理论体系。在和谐语境下所倡导的“公平正义”，可以理解为既包含“公平”又包含“正义”两个方面，即促进与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总体而论，强调的是一种以实现与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为核心内容与价值导向的社会正义。[9]（P19）公平正义就是使社会关系能够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自由和全面发展, 这是社会保障制度逻辑设计和机制运行的根本初衷，也正是社会和谐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公平正义的价值意味着：社会所有成员（包括幸运者也包括不幸者），在遭遇社会风险和灾难时，国家有责任提供收入补偿，而社会成员（特别是不幸者）都平等地享有国家旨在提高其生活水平的物质帮助和社会服务的权利，最终促进共同福利，化解社会矛盾，体现公平正义，使达致一个政通人和、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和谐社会。正如市场机制天然地追求效率一样，社会保障也天然的追求社会公平正义；而社会和谐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追求也是社会公平正义，显然这一切无不使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默契的形成了天然的交点与基点。
（二）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之价值耦合——人文关怀维度的深化
人文精神是人对自身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与尊严、人性与人格、生存与生活、现实与理想、命运与前途的认识与理解、思考与把握。人文关怀，则是人以人文尺度为标准而对其生活的关怀，特别是对真实的个人的生活的关怀。[10]（P20）以人为本，注重人权保障，是和谐社会人文关怀的内涵。而社会保障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等等为内容的关怀形式。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规范设计、制度安排与组织设置，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的观念、意识与精神状态；无论是作为历史经验的自发产物，还是作为现实需要的理性建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都始终是以个体的人的人性和需求为标准和动力，以真实的具体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诞生之地，并以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为存在和发展的地域与时空维度的。社会保障对真实的个人的生存与生活、对真实的个人的命运与前途的始终如一的真诚关切，也正是真正的和谐社会所具有、也必须具有的人文关怀。
（三）社会保障与和谐发展的辨证关系——正相关关系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实质上是要更好地回答为什么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是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让全体国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实现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方面，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不可替代的基本制度安排与保证。[10]（P7）社会保障作为国家干预收入分配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与基本手段，具有缩小差距、化解矛盾、实现共享发展成果等多方面的独特功能。第一，通过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可以帮助这些群体摆脱生存危机，缩小贫福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第二，维护公共利益，真正实现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发展，最终促进共同福利的最大化。第三，客观上平衡社会关系，缓和乃至化解相关利益冲突，促使社会达致和谐。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能够让全体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安排，构成了社会发展的主体内容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纵观世界，凡是追求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国家，必定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凡是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完备的国家，都可以说是和谐发展的国家。历史和实践的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和谐发展构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正相关的内在联系。社会保障制度的保障与维系不仅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客观基础，而且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条件。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化解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四）和谐社会下社会保障的功能思辨——社会和谐动力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应包含共同发展、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主法治、可持续和谐等基本构成要素, 共同发展是要旨，以人为本是核心, 公平正义是基础, 民主法治是关键,可持续和谐是本质。而社会保障是一种满足社会需求的制度性安排，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正常而又富有法律约束的机制，其通过科学的逻辑设计，强调现实的社会保障力，进而推动形成一种社会发展力。显然，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的天然契合点——公平正义、价值耦合——人文关怀、辨证关系——正相关关系等无不都体现和寓意着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着巨大而又深远的促进作用。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障理念开始突破原有的社会稳定和社会公正，谋求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新价值，追求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和谐发展。人道主义是社会保障存在与发展的道德基础，其强调的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弘扬。然当人文氛围在全社会范围内得到滋养与培育，将促使形成一股强大的人文动力，最终经过进一步的升华凝练，提升为一种实质的社会和谐动力。坚信，在和谐社会的思想内蕴与精神旨趣下社会保障通过其自身内生的矛盾调和机制与社会和谐机制的发力，必将生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和谐动力，为和谐社会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性支撑。
四、结语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将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耦合，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正相关关系，要求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并通过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化解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不仅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创建基础性的社会和谐机制，更是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更具持续力的动力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必将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难得的历史依据，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完善及其理性定位产生深远的影响，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则也将为社会和谐提供重要的制度支撑。笔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是全社会强调可持续发展与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法治精神的突出体现，必须在立法层面上予以肯定，在具体实践中予以落实。


注释：
①社会保障有两个层次的目的，其表层目的是保障公民在生活发生困难时仍能获得维持一定生活水平或质量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其深层目的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进而为实现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参见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06页
[2]李长健．新编经济法通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480页
[3]叶传星．人权概念的理论分歧解析[J]．法学家,2005年第6期
[4]郑功成．社会保障：和谐社会的基本制度保障[J]．法学家，2005年5月，第7页
[5]Ulpian,libro primo,D.1,1,10 pr.—1.
[6][美]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9 ,第507页
[7][美]E•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 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第238页
论罪刑法定原则

程慧


[摘要]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起源于著名的英国大宪章，而法国刑法典被认为是罪刑法定原则的直接渊源。最后指出了现阶段我国适用该原则需注意的一些问题，希望今后有关人员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取舍与完善的问题上有更多新颖合理观点的提出。
[关键词] 罪刑法定原则 基本内容 人权 刑法权
我国于1997年10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3 条规定: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 不得定罪处罚”，这就是我国刑法所确定的三大基本原则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十分丰富与精深，它是启蒙思想家反对封建专制刑法的产物，其理论基础在于三大原则:
1.启蒙自由主义。洛克认为，人们原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之下人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关系，根据自然法他们享有人生自由权和财产权，同时也不能侵犯他人的这些权利。但每个人的这种权利会受到他人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规范来保障他们享有的各种权利，为罪刑法定原则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论基础。
2.三权分立说。孟德斯鸠认为，立法、行政、司法应该分立开来，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力,不受其他机关的干扰。三权分立，使法官成为机械的适用法律的工具，从而限制了法官解释法律。这样既保障了人权自由，同时也避免了法官的擅断，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3.心理强制说。近代刑法学大师费尔巴哈认为，所有违法行为的根源都在于趋向犯罪行为的精神动向，动机形成源，它驱使人们违背法律，因此应建立制止犯罪的第一防线——道德教育;第二防线——求助于心理强制，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也称罪刑法定主义）在近现代已成为一项世界公认的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刑法学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不断向前发展，经历了从不实行到相对实行，由相对实行到绝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本身也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日益紧随时代的进步而演绎出新的含义，目前，主要说来，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文法的明确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须条文规范明确。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明确性要求立法者必须具体的明确规定刑罚法规，以预先告之人们成为被惩罚的对象的行为。
（二）刑罚适当性
刑法适当性，又称作适当处罚性，即指刑罚法规规定的犯罪和刑罚都应该被认为适当，这是针对法规内容而言的。刑法规定的适当，对某一行为作为犯罪规定刑罚有合理的根据。刑罚规定的犯罪，应顺合以行为时确实是否需要刑罚处罚的刑法为前提。
（三）禁止适用事后法
禁止适用事后法即不允许在法律规范施行后对法规施行前的犯罪行为予以处罚，又称为“刑法无溯及效力”。法无溯及既往效力，从而符合了“不知者无罪”这一俗语。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必须预告由法律规定犯罪与刑罚并公之于众，以便人们所遵守，但随着刑法的不断完善，其溯及力的确定多为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这是保障人权的要求，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刑法的权威与统一性，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目的。
（四）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
类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事项，比照刑法中最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则下，类推解释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内容“解释”进去是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的适用禁止类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规范，在禁止类推适用的范畴内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即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重大进步。
（五）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
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绝对确定的刑种和刑期，会使法官只根据法条而不顾具体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会危害程度判处相应的刑罚，不利于刑罚的正确适用。若刑法中存在没有规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长短的权利完全由行刑机关掌握，这会丧失刑法保障人权的机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许绝对的不定期刑。因而从根本上应确立相对不定刑期，给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让其考虑每一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裁量刑罚，从而不偏斥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与本质。
（六）排斥习惯法的适用
刑罚仅仅只能依据成文法规，刑罚的根据只在于成文法，而不依据习惯，道德，风俗，民间法来决定。这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当然结论。
三、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现实理论依据
（一）社会主义民主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与基础, 法治是民主的体现与保障。在历史与现实中, 没有无民主的法治, 也没有无法治的民主, 法所反映的应当是人民的公共意志, 由人民掌握主权的国家制定的, 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记录。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刑法即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来制定。由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司法工作人员执行刑法的过程, 就是实现人民群众意志的过程，那么对于何为犯罪及如何处置犯罪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保证人民意志的实施贯彻，那么这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员不能对刑法作不合理的任意解释。
（二）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是尊重人权的要求
行为人只有实施刑法规定的犯罪时才应受处罚, 并且只能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处罚的实质是注重平等地保护人权。为了保障人权, 既不致阻碍公民的行为自由, 又不致使公民产生不安感, 就要使公民事先能够预测自己行为的性质与后果。因此, 刑法中应对什么是犯罪, 对犯罪应处以何种程度的刑罚必须事前作出明文规定。
（三）保障社会的安宁要求实行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使公民对于什么是犯罪，如何处置犯罪都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继而保障了其在现实生活中对犯罪及罪犯的远离排斥，使得人们及整个社会实现长治久安有了国家强制力为保证。所以，公民要求有安宁的生活,就得遵守国家事先指定的各种行为规则, 依据行为规则生活既是公民的期待, 又是使社会安宁的必备原则。
四、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与取向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也随之进一步增强，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会呼唤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条中庄严宣告了这一基本原则——“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一条有着中国特色的刑法规则。
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有两个基本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其积极侧面，就是对一切犯罪行为都要严格地适用刑罚权加以惩罚, 做到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其基本精神是严肃执法, 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强调的是刑法惩罚犯罪的积极扩张的机能。第二个方面是消极侧面，其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两个方面的基本精神都是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 以保障人权。从这个意义上讲，正确适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这是第二位的。
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其价值导向是体现着政治国家的“社会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价值理念兼顾。这是由我国的民主与法治逻辑和理论前提决定的——我国的法律包括刑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基础上的。
从上述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产生背景及价值内涵来分析, 刑事立法者在刑事立法中所确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应具有下列价值取向: 第一, 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限制社会本位和权力本位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预防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法不禁止皆自由”是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积极倡导的理念。第二,罪刑法定原则价值内涵体现刑法的谦抑精神,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精神是相互沟通与调剂的。刑法谦抑精神包含刑法的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社会生活中的犯罪形态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随着时代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变化的，所以刑法不可能把全部的犯罪都囊括在现有的条条框框内，这就需要刑法具有补充性、片断性和宽容性，从而达到刑法预防犯罪的作用。一方面要求刑事处罚有必要和合理的根据, 禁止处罚不正当和无必要处罚的行为。另一方面就相对化而言, 就是实现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的结合。
五、罪刑法定的一些具体应用
现今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的“亚道德”现象。社会学上所谓的“亚道德”（又称“次道德”），是一种处于道德与不道德间的“道德”，是指违法者在实施不法行为中遵守“职业道德”，尽量给社会和他人减少损失。这里就用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来分析一下这种“亚道德”行为的法律性质。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规定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其背后蕴涵的的法律价值是打击犯罪，保障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其他个人利益，进而维护良性的社会秩序。根据犯罪构成理念，当某种行为符合特定的犯罪构成，且不存在阻却罪名成立的法定事由，理应依法定罪处罚而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现在，以某领导为了扶贫而受贿为例来分析一下。刑法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刑法对受贿罪的界定看，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从主观方面看，受贿罪只能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主观上具有接受贿赂的意图。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无论是为了扶贫还是为了更高尚的理由而受贿，只要符合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件，理应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是刑法内在地排斥习惯法和刑法之外的道德标准的适用；“亚道德”作为法律之外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代替僭越行为的刑法评价。因此，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构成理论，即便是动机高尚的犯罪行为这种“亚道德”行为，只要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理应成立犯罪。
六、我国刑法有关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问题
第一，刑事法律要遏制的不是犯罪人,而是国家。也就是说,尽管刑法规范的是犯罪及其刑罚,但它针对的对象却是国家。这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实质,也是它的全部内容。” 我国刑法典第3 条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表述,是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统一。这样在价值取向上,正确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第一位的;而防止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则是第二位的。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然的价值取向,有悖于世界各国对这一原则表述方式的惯例。
第二,刑法典第3 条造成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不协调的局面。“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这就表明立法者要求对于触犯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一律得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刑,而不得考虑到其他情况加以例外。即,行为符合刑法的规定是对行为人定罪处刑的充分条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 ……，即法律规定犯罪只是处罚行为的必要条件。刑事法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出现不衔接的地方,破坏了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第三,我国刑法第3 条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的必备内容——“刑法效力不溯及既往”却不能从我国刑法典第3 条中找到，所以立法者应重视这个问题并加以解决，在刑法规范中使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完整而连贯。
第四,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表述罪刑法定原则,除了在价值取向上存有问题,也违背了立法的简约性原则。刑法典毕竟不同于刑法教科书,讲求规范的有限度性和简明性。
另外，在司法过程中，有关人员对刑法与刑罚的适用也有许多与罪刑法定原则想背离或冲突的地方。我认为，解决这一矛盾，应在不断完善刑法立法的基础上，注意以下两点：(1)“两高”的司法解释应加强统一规范,不应因利益的冲突而导致法律解释的不一;更重要的是对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应以罪刑法定原则为指导,作出符合立法精神的解释。(2) 合理使用自由裁量权。“情节严重”、“其他方法”等刑法规定,赋予了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出入人罪往往在罪与非罪界线模糊时发生。因此须慎用这一自由裁量权, 依法保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
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