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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认定标准

　　　　　　　　　　　　　　宋旭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

　　内容提要: 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中“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当采取有限的扩张性解释，即以法律结果上的执行不能为衡量标准。执行程序问题并不必然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而应视具体情况分析判断。


■案号 一审：（2011）北刑初字第 347 号

【案情】

公诉机关：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王桂芳。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2年3月22日，被告人王桂芳与刘某某签订青岛市已购公有住房出售合同，双方约定王桂芳以13.3万元的价格将位于青岛市市北区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房屋出售给刘某某。因王桂芳一直未给刘某某办理房屋产权过户，刘某某将王桂芳诉至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2008年8月19日，法院作出（2007）北民三初字第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刘某某与王桂芳签订的青岛市已购公用住房销售合同继续履行；王桂芳于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刘某某办理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住房的产权过户。宣判后，王桂芳不服判决提起上诉，2009年2月23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2009）青民一终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驳回王桂芳的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书下达后，王桂芳一直未履行该判决。2009年5月13日，刘某某申请市北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2009年6月17日，王桂芳在明知法院已判决的情况下，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将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住房以19.7万元的价格出售给贝某，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致使法院判决无法执行。刘某某向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宣告王桂芳与贝某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审理中经评估，涉案房屋于鉴定基准日的价值为人民币52.8万元。2010年7月12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09）北民一民初字第56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王桂芳与贝某于2009年6月16日就本市佳木斯路20号2单元102户房屋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贝某不服，提出上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16日作出（2011）青民一终字第101号民事判决书，驳回贝某上诉，维持原判。2009年12月10日，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将该案移送青岛市公安局市北分局。2011年6月15日，被告人王桂芳被公安机关抓获。

【审判】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桂芳无视国法，置生效判决于不顾，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将涉案房屋转让他人，致使判决无法执行，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指控成立。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9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桂芳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

【评析】

近年来，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司法公信力。作为维护法律文书权威性的终极司法手段，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运用却十分鲜见，法律适用中的认定困难为重要原因。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的几个焦点问题极具典型性，笔者结合有关规定对其做一些浅显的分析。

一、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节标准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根据有关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要件之一是“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而本案被执行的房屋本身并未灭失，判决、裁定仍可通过法律程序得到执行，因此认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疑问。

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但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认定情节严重却成了一个难点。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下发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3条对情节严重的五种情形作出了规定；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立法解释》），其中第二条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进行了解释。对照来看，两个解释的侧重点是不相同的。《司法解释》主要是针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行为情节进行了列举，而《立法解释》则是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主体范围进行了说明。但是两个解释有一个共同点，即均采用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这一表述。由此，认定“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标准就成了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重要问题。

法院可强制执行的对象总体上来说可分为财产和行为两大类，其中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针对财产的执行又可根据执行依据内容的不同分为特定财产的执行和不特定财产的执行。前者是指法律文书对具体财产范围进行了明确的指定，如特定房屋等；后者是指法律文书仅对财产价值进行确定，最常见的为金钱给付。本案为典型的特定财产执行。对该执行行为而言，导致无法执行的原因只有一个，即财产灭失。财产灭失从狭义上讲仅指财产的物理灭失，即特定财产损毁或失去应有功能。从广义上讲还应包括法律灭失，即特定财产权属发生变更。本案中辩护人的意见采取的即是狭义解释，即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的行为只有在财产发生物理灭失并由此导致判决、裁定绝对无法执行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对“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应当做有限的扩张性解释，即采取广义的财产灭失概念，将法律灭失导致财产不能执行作为构成犯罪的衡量标准。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导致被执行财产物理灭失和法律灭失，即可认为其行为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理由在于：

1.虽然权利人可经法定程序申请宣告可供执行财产法律灭失的效果无效并使案件继续执行，但是并不影响被告人罪名的成立。从客体上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维护的是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性，确保司法权的正常运行。只要被告人的行为对司法权威和司法权运行秩序造成了损害，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且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和两个解释的规定来看，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也属于情节犯，即在对抗生效法律文书执行过程中做出违法行为且情节达到法律规定的严重程度后犯罪即成立。如采取仅在发生判决、裁定绝对无法执行这一危害结果的情况下犯罪才能成立的狭义解释，则本罪应属结果犯，转移、隐匿等行为因未造成财产物理灭失的危害结果而不能作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予以认定，其与法律规定产生了冲突。

2.从社会效果上看，仅以被执行财产的物理灭失作为定罪标准无疑会极大降低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违法成本，在权衡利益得失后，被执行人会做出规避执行的行为选择，使生效法律文书确立的权利的实现更加困难。而且在执行实务中，可供执行财产的物理灭失情形极为少见，大多数情况下，被执行人均采取的是隐匿、转移、变卖财产的手段使可供执行财产形成法律灭失的结果。如采取狭义解释，则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将受到极大限制，不能对大多数规避执行行为形成有效震慑，有违立法原意。

3.采取法律灭失的认定标准，有助于区分罪与非罪。采取该认定标准明确了“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行为的底线，只要可供执行财产未因被执行人的故意造成物理灭失或法律灭失，那么被执行人采取的规避执行行为就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而是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中强制措施的有关规定进行惩处，从而有效限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适用范围。

二、执行程序问题是否影响定罪量刑

本案中，辩护人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第3条第1款的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发生时间应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立法解释》中采取的也是“被执行人”这一表述，因此，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才应构成，而公诉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人已收到执行通知书，被告人并非被执行人，因此应对被告人从轻处罚。那么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等执行程序问题是否影响本案的定罪量刑呢？

笔者认为，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并不影响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追究，理由在于：

1.拒不执行判决、裁定行为所侵犯的客体为人民法院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权威性。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当事人应及时、完全地履行自己的义务。因此，只要被告人收到了法院的判决、裁定，就应当视其已明确知晓了其权利义务的状态。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无论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其都应当积极履行义务。在明知应承担义务的情况下，当事人依然采取各种手段规避执行，情节严重的，就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

2.是否成为被执行人并非由执行通知书的送达来界定。如同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关系一样，被执行人是相对于申请执行人而言的一个法律概念，无申请执行人自然也无被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且被法院立案受理后，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就已经确定。因此，本案中执行通知书是否送达并不影响被告人成为被执行人。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银发[2001]397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近年来，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不断加大支持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特别是大力推行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受到广大农民和地方政府的欢迎。为贯彻落实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总行制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现予印发，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支持”。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和各地信用社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加收入奔小康的战略高度，切实提高对信贷支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采取措施，改进对农户贷款的管理，为农村经济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贡献力量。
　　信用社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调整贷款投向、加大农户贷款投入，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创建信用村镇、改善信用环境，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改进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千方百计改善服务，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

二、大力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方便农户借贷

　　对农户一般性种植和养殖业生产的资金需求，信用社原则上应采取小额信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不需要抵押担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具体额度，由各地信用社、县(市)联社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的实际状况、农户生产经营的收入和信用社资金状况等具体确定。凡是还没有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信用社，明年都应开办起来。
　　对超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限额、借款者本人又无法提供有效抵押、担保的农户贷款，信用社可采取3—5户农民联保的办法。对于农户其他生产和经营，特别是市场前景难以把握的较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大额资金需求，信用社原则上应按《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坚持审贷分离、逐笔核贷，以确保信贷资金安全。

三、依靠农村各级党政组织，建立信用评定制度，完善农户贷款信用体系

　　人民银行各分支行要督促信用社对服务区域内的农户建立贷款档案，并根据农户的个人信誉、生产经营能力和还款记录等，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要成立农户信用评定小组，专门负责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评定。评定小组要依靠当地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充分发挥他们既熟悉农村工作和农户情况，又可以监督贷款发放、协助贷款管理的作用。
　　信用社应根据农户的信用等级，对其核定相应的信用贷款限额，并颁发贷款证。农户需要贷款时，只要在核定的额度内，就可以凭贷款证到信用社营业网点直接办理贷款，不再需要层层审核、批准。
　　在建立农户信用评定制度的基础上，各地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信用村（组）、信用乡（镇）的评定活动，以推动农户信用评定工作的开展，提升农户信用评定制度的层次和效果，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作用。
　　“信用村（组）”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无拖欠贷款农户占辖内贷款农户总数的80%以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支持信用社工作，帮助信用社组织资金、清收旧贷等。“信用乡（镇）”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辖内信用村占总村数的50%以上；信用社不良贷款在20%以下；乡（镇）党政支持信用社工作，帮助信用社组织资金、清收旧贷等。信用村（组）和信用乡（镇）的具体条件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对“信用村（组）”、“信用乡（镇）”的农户，信用社应当在同等条件下实行贷款优先、手续简便、额度放宽、服务优先。具体优惠办法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
　　信用社在开展创建信用村(镇)工作中，要紧紧依靠农村各级党政组织，从而解决信用社人手较少，又要为广大农户服务的矛盾。

四、落实贷款责任，加强监督考核

　　信用社的资金首先要用于支持农户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资金有余时，再按照农业产前产后服务、多种经营、消费的顺序安排资金。农业地区的农户贷款面一般要达到50%以上，这类地区信用社当年新增存款的60%以上要用于发放农户贷款。对支农贷款资金不足的，首先由县级信用社联社调剂解决，资金仍有不足的，可向当地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信用社要对信贷人员发放、管理和收回农户贷款制定责任目标，将农户贷款的发放量、发放户数和回收率等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一位信贷人员，并加强绩效考核，确保农户贷款有足够的信贷总量和覆盖面。
　　信用社各级联社要加强对信用社农户贷款发放和管理的检查，人民银行也要对信用社是否坚持支农服务方向、是否按规定发放和管理农户贷款进行监督，对违规者要严肃处理。信用社要将信用户、信用村的评定，农户贷款的发放和收回等情况向信用社社员和广大农户公开，自觉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取信于民。

中国人民银行

二○○一年十二月七日